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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化

经典

WEN HUA

文

化

山

东

姜太公

——兴周建齐的政治家、军事家

□宣兆琦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尚或望，字牙（又作子牙），号太公望，又号师尚父，世称姜太公，又称齐太公。姜太公是炎帝后裔，先祖曾经做过四岳官，因当年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河南吕地（今南阳市附近），便以吕为氏，所以姜太公又名吕尚、吕望、吕子牙、吕太公等。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望，名也；尚父，字也；吕，氏也；姜，姓也；师，官也；公，爵也；太公，齐人追封之号也。”

由于历史久远，姜太公的确切生卒年难以考证。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历来说法不同，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列仙传》的“冀州说”，第二种是《水经注》的河南“汲县说”，第三种是《史记·齐太公世家》的“东海上说”，即孟子所称姜太公“居东海之滨”。这里的“东海”系指今山东、江苏沿海一带，即今日照、赣榆等地。《博物志》说：“太公望出于东吕乡东吕里，又钓于棘津，其浦犹存。”东吕乡和棘津都在今山东省日照市东约二十里处，棘津距海仅里许。因此我们认为“东海上说”比较可信，即姜太公是今山东省日照市人。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伟大人物。他早年生活在商朝末期，空有其才却无用武之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博闻多识，智勇双全。他通晓天文地理，深谙治国安邦之道。作为人臣，他是周师；作为国君，他是齐祖。他在耄耋之年，辅佐文、武二王，完成天下更始。商灭周兴，他封齐建国，缔造了齐文化。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被誉为兵家和谋略家之祖。

姜太公

文化

仕不遇主 困顿半生

青年姜太公曾经做过商纣王的小官，可惜生不逢时，仕不遇主。在商纣王这样的昏君手下，进不能施展雄才，退难以保全性命。姜太公断然离去，到各地游说诸侯，无所遇，决意归隐东海。

客居他乡，宦游多年，官场失意，落魄困顿的姜太公终于踏上山东大地，来到了山东半岛的黄海之滨。因为这里不仅远离帝都是非之地，相对比较安全；更主要的，这里是姜太公的故乡。俗语说：鸟恋旧林，人思故乡。落魄游子，失意宦人尤其如此。因而，姜太公归隐山东是合乎情理的，也是非常自然的。对此，《孟子》说：“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史记》说：“吕尚处士，隐海滨。”

故乡给了姜太公片刻的宁静、安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长于生计的人。他种地，收不回种籽；捕鱼，捞不回网纲。他更不甘于淡泊生活，东归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终极目的。当他听到周西伯姬昌招贤纳士以图王业的消息后，兴奋异常，强烈的使命感召唤着他重新西上。

姜太公又一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他历尽千辛万苦，一路西来，最后来到了磻溪。

磻溪位于渭河南岸、秦岭北麓的山谷中。这里群山环抱、峰峭谷深；这里古木参天、林荫如盖；这里泉水叮咚、溪流潺潺；这里云蒸霞蔚、烟缭雾绕。层林深处、磻溪尽头有一深潭，阔数丈，深数尺，世称“滋泉”。这就是当年姜太公钓鱼之处。现在滋泉旁边仍有一块青色巨石，四米见方，石面平坦，石板上有一条粗如手指的白色水纹线，颇像一根钓竿。钓竿旁有一对光滑的长形圆槽，酷似两个膝印，相传是当年姜太公留下的遗迹，世人称此石为“跪石”。

（明）戴进《渭滨垂钓图》（局部）

传说姜太公钓鱼与常人不同，他的垂钓方式非常怪异：直钩无饵，此为一怪；离水面三尺，此为二怪；念念有词，此为三怪。因有三怪，所以“三日三夜鱼无食者”，以至于“三年不获鱼”“五十六年不得一鱼”。对此，宋苏轼诗曰：闻道磻溪石，犹存渭水头。苍崖虽有迹，大钓本无钩。

苏轼说的姜太公“大钓”不是钓鱼，而是钓王侯之业。明人许仲琳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诗曰：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金麟设，只钓王与侯。

辅佐文武 灭商兴周

姜太公的机遇光环终于出现了。

公元前11世纪的一天，周西伯姬昌要外出狩猎，临行前算了一卦。卦说，这次猎到的不是龙和螭，也不是虎和罴，而是辅佐他成就王业的贤才。姬昌很高兴。狩猎途中，在磻溪钓鱼台果然遇到了姜太公。他们两人相见甚欢，相谈甚洽。姜太公高谈治国理民，阔论天下大势。姬昌听后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当时姬昌正在联络各地诸侯，准备推翻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亟须一批文臣武将的辅佐。他发现了雄才大略的姜太公后高兴极了，激动地说道：“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于是姬昌即请姜太公坐车同归，遂拜为师。

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城区的姜太公祠

姜太公被姬昌委以大任，正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也因此揭开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历史。

姜太公归周，协助姬昌修德理政，抚民治军。政治上，他推行“怀保小民，惠鲜孤寡”的“安民”“息民”“康民”“保民”“裕民”政策，周因此出现了“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尚。军事上，他运用兵权奇计，征服了密须、犬夷等西部邦国，从而巩固了周的后方。继之，又灭掉了崇、邗二国，从而扫平了东进路上的障碍。同时，他又营建丰京作为新的都城，从而将周的政治中心转向东方。他进而又联络各地诸侯和西南各族，使周的力量逐渐强大，致使商朝统治下的大部分地区被周占有，开创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然而，姬昌并没有完成灭商大业，带着遗憾和期望死去了，谥号“文王”。其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仍以姜太公为师，并尊为“师尚父”。在姜太公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下，武王励精图治，准备了九年后，率军东进，对商纣政权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兵至孟津，得到八百诸侯的响应。但武王和姜太公认为还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于是暂时撤军了。

此后，第二年的正月，武王“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命姜太公为先锋大将军。兵到孟津，南方的蜀、庸、羌、卢、微、彭、濮等众多诸侯在此与周军会合伐商。甲子这一天，在距殷都朝歌70里的牧野与商纣王的军队交战。姜太公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姜太公的率领下，周军士气高昂，而商纣王的军队主力正在征伐东夷，参加牧野之战的是由战俘和奴隶临时拼凑起来的兵士，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不说，他们根本不愿为纣王卖命，反而把周军视为救星，于是阵前纷纷倒戈。武王、姜太公率周军大破商军，一举攻占了朝歌，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了。

对姜太公在牧野之战中的功绩，姬周的后代们以赞美的笔调写成歌来唱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诗经·大雅·大明》）

在灭商的同一年，建立了统一的周政权，都镐京，史称西周。

首功受封 建齐兴邦

公元前1046年，商灭周兴，天下更始。为屏藩周室，武王采取了分封诸侯的措施，因为姜太公在灭商战争中的功劳和作用极大，以首功封于齐地营丘。

太公在封齐建国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挠。

首先是与莱对营丘的武力争夺。莱国本是殷的属国，乘殷末大乱之际，积极发展势力，向外扩张，从而成为太公的一大劲敌。莱人长期居住在营丘东部，过着相对独立的生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强的实力。当莱人听说姜太公受封后，便准备与之争夺营丘。据载，姜太公在东行就国的路上，晓行夜宿，行动迟缓，后来有旅馆之人提醒他说，东夷人要与他争夺营丘，而他不急不火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就国的人。姜太公猛然惊醒，连夜赶路，黎明时分赶到营丘，正好遇到莱人来抢夺地盘。太公急忙组织人马将其击退，才占领了营丘。可见，如果不抢时机，太公立国之初便会遇到失国的大麻烦。

其次是齐地部分人士的非暴力与不合作。当莱人的武力反抗失败后，齐地东夷的一部分人便采取了与新统治者不合作的方式。比如狂矞、华士二人曾达成这样的协议：不给天子做下臣，不跟诸侯交朋友，自己耕田种地以糊口，掘井取水以济渴，不向任何人请求帮助。太公认为这种不合作的非暴力态度，不利于治理国家，便命人把狂矞、华士杀掉了。再如营荡以仁义乱齐之事，太公亦毫不犹豫地诛杀之以定齐国。姜太公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通过急风暴雨般的方式，迅速扫除了障碍，建立和稳固了新生政权。

再者，尽管太公以首功被封于齐，其实齐地的条件并不好。《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地当时的情况是“地潟卤，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也说：“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亦说：“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这是一个滨海地薄、人烟稀少、缺吃少住、遍地草莽的荒凉之处。但太公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经过认真分析，发现了这里的优越条件——丰富的鱼盐资源、便利的海陆交通和深厚的工商业基础。于是，太公因地制宜，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使偏僻荒凉的齐国逐步兴盛，发展成为东方大国。

临淄姜太公衣冠冢

在政治方面，姜太公推行了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据《汉书·地理志》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尚功。’”贤即指有才能的人。太公推行举贤政策，也就是把那些有才能的人推荐出来，委以重任。所谓“功”，墨子给它的定义是“利民”。有功，就是做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有利于百姓，则百姓拥护，国家也就安定，把这样的人提拔上来，即是“尚功”。而举贤尚功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把“贤人”推荐到一定位置上，充分发挥其智慧才能，使人民发财致富，即有利于国家，于是便有了功。不分出身、门第，用人唯贤，比起当时鲁国“尊尊亲亲”的用人路线，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在对待民族与文化问题上，太公制定了因人制宜的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而伯禽治鲁则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所以太公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五个月便报政周公，而伯禽迟迟稳定不了社会秩序，直至三年后才报政周公。

综观姜太公建齐，既有急风暴雨般的强硬措施，也有和风细雨似的怀柔政策，可谓软硬兼施，刚柔兼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的运用，使得齐国社会很快稳定下来，并且日益强大起来。

周武王去世，年轻的成王继位不久，就发生了管叔、蔡叔联合纣子武庚、奄、蒲姑、淮夷的叛乱。为了平乱，周公东征的同时，委派召公命太公在东起大海、西至黄河、南起穆陵、北至无棣的地区，拥有对五侯九伯的专征大权。这样，齐国借助代为征伐的特权，积极拓展疆域，发展势力，为日后建立霸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推动齐国发展的一大动力。

终太公一世，齐国便由一个贫国和小国变成了一个富国和大国。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这一奇迹的出现，深得后人的礼赞。当春秋时人吴札听到齐歌时，自然联想到姜太公的功业，油然而生敬意，情不自禁地说道：“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兵学经典 《六韬》传世

作为军事家的姜太公可谓我国古代兵家之祖。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题名姜太公的军事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太公六韬》五卷，《太公阴谋》一卷，《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太公金匮》二卷，《太公兵法》二卷，《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等等。但其可信程度如何？班固著录时已有怀疑，他在《汉书·艺文志》之《太公》书下注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这些著作，如今多已亡佚，仅存《六韬》一书。

《六韬》为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宋代颁定为“武经”之一，相传是姜太公所著，故为历代兵家所重，影响深广。

关于《六韬》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学者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六韬》虽非姜太公亲著，但其思想基础、理论主干、学说主旨都与姜太公的治国方略、用兵韬略有密切关系，或是太公所论，或是源于太公，或是发展太公思想而成，所以这部具有很高思想学术价值的综合性军事著作与姜太公关系至密，是研究姜太公的宝贵资料。

《六韬》的“韬”与“弢”字相通，原义为弓套，含有深藏不露的意蕴，被引申为谋略。所谓“六韬”就是六种秘密谋略，即有关军事问题的六种韬略。《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全书分六卷六十篇。该书通过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了治国治军的基本方略，指导战争的重要理论和原则。《六韬》虽为兵书，但并非单纯用兵、讲武，而是尚“文韬”，重“文伐”，强调文武兼备，先文后武，所以书中先论“文韬”，后论“武韬”。该书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选拔将帅的标准，国防建设原则，军事后勤保障方针等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因而构筑成一个非常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六韬》全书内容丰富、论述详备、逻辑严谨、文采飞扬，是先秦军事理论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综上所述，姜太公作为周师，为周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是周朝的元勋。作为齐祖，他建立了八百年的齐国，缔造了光辉灿烂的齐文化，是齐国的明君。姜太公被誉为中国古代兵家与谋略家的鼻祖，他的军事思想被后世兵家所借鉴和发扬，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姜太公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立。在民间信仰中，姜太公代师封神，堪称神上之神。姜太公不仅被兵家所尊崇，也被儒、道、法、纵横诸家追溯为本家人物，享有“百家宗师”之称。姜太公的思想不仅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的智慧谋略对现代管理、军事策略仍有启迪价值，他的治国理念、爱民富民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对现代政治和社会治理仍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姜太公的故事广为流传，这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姜太公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大力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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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朱小倩